坐听枫桥晚寺钟 天际依稀阁帖红 ——深切怀念徐森玉、汪庆正先生

坐听枫桥晚寺钟 天际依稀阁帖红

——深切怀念徐森玉、汪庆正先生

选自 |《西泠艺丛》2021年第3期 总第75期 |

文/陈燮君

原上海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

2021年，是徐森玉先生140周年诞辰、逝世50周年，汪庆正先生90周年诞辰。徐森玉先生和汪庆正先生矢志文博，不忘初心，呕心沥血，高风亮节，濯古来新，传承文脉，精神永存。文博事业源远流长，先贤哲人值得缅怀。我们以感恩之心撰文纪念、研讨追思。此文侧重文物保护、碑帖研究和学识睿智，纪念两位先生的丰功伟业。先赋诗一首：

坐听枫桥晚寺钟，天际依稀阁帖红。

矢志文博铸魂魄，去时春日来时冬。

白鹿守信化彩云，淳化古韵成长虹。

金石碑帖盛睿智，喜看秋山万千重。

坐听枫桥晚寺钟

徐森玉先生曾经为中国的文物保护事业作出过巨大贡献，是着名的文物鉴定家、金石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周恩来总理称他为“国宝”。在纪念徐森玉先生130周年诞辰之际，我曾写了《全凭溪水想音容——怀念徐森玉先生》一文，文中写到徐森玉先生的女婿、诗人王辛笛曾写下的悼念徐森老的诗句：

何期营葬送斯文，山下人家山上云。

万事于翁都过了，斜阳无语对秋坟。

知在秋山第几重？全凭溪水想音容。

横塘不见凌波路，坐听枫桥晚寺钟。

王辛笛先生曾与我说起许多徐森老的往事。

徐森玉先生祖籍浙江吴兴，迁居至江苏泰州。母亲闵氏是浙江名门，家族世代以刊刻古籍为业。徐森玉先生少年时就读于家塾，后来进入着名的白鹿洞书院。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考进山西大学堂，读化学，后曾编撰《无机化学》和《定性分析》等书，有“奇才”之称。山西大学堂毕业后，历任奉天测图局局长、清廷学部图书局编译员等职，1912年后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当时图书馆、博物馆和文化艺术工作由社会教育司管理，鲁迅为该司一科科长。在这段时间，因两人都对摆弄“黑老虎”（古碑拓片）有着浓厚的兴趣，便经常结伴浏览书肆鳞次栉比的琉璃厂。

1924年11月，末代皇帝溥仪被赶出紫禁城，随即由摄政内阁组织了清室善后委员会，徐森玉先生作为教育部佥事参加此项工作，与马衡、庄尚严等十余人负责清点、接收清宫的文物和财产。此后又担任古物保管委员会顾问、“东陵盗案”审查委员会委员，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直到1950年任职于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即后来的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才离开古物馆的相关工作岗位。

“九·一八”事变后，华北的形势日益严峻，故宫博物院为了文物的安全，开始策划南迁。1933年起，直至1936年底，经历种种周折，故宫的文物先迁到上海，然后转运南京。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南京也不再安全，故宫文物必须再次转移。在这次大迁徙中，徐森玉先生跟随庞大的车队，从武汉到长沙，再到贵州，把文物藏进安顺山区。1938年，他在昆明郊区为北平图书馆寻求保存图书珍品的地方，由于山路崎岖，不幸跌伤股骨，治疗5个多月还是落下了残疾，从此只能拄着拐杖蹒跚行走。之后随着日军侵略威胁渐大，广西、贵州也变得岌岌可危，藏在安顺的文物，不得已再次转移。此时，年近60岁的徐森玉先生拖着一条残腿，与同伴们一起翻越几十座大山，闯过土匪出没的地区，屡经风险，才把文物安全运抵重庆。

即使在这样的艰危时局中，徐森玉先生仍冒险从敌后抢救出了居延汉简。当时他在长沙获悉，居延汉简还在日军占领下的北大研究所，于是秘密回到北平，与青年学者沈仲章克服重重障碍，把汉简经天津运到上海，最后送到香港保存。

在20世纪30年代末，上海已是“孤岛”，人心散乱，不少藏家为生计所迫，开始抛售善本书籍，上海成为南方最大的古籍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刚刚经历了故宫文物南迁的徐森玉先生不辞劳苦，于1940年应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之命回到上海，与张元济、郑振铎、张寿镛、何炳松等人组成文献保存同志会，多方寻访、购置散落于坊间的珍籍善本，以避免其流失海外。徐森玉先生和郑振铎先生遍访刘氏嘉业堂、邓氏风雨楼、沈氏海日楼等江南着名藏家，有计划地选购了一大批珍贵古籍，然后将嘉业堂善本捆扎成257个邮包，其余的明善本捆扎成1710个邮包，外加3200余部明刊本、抄本等，陆续寄交香港大学图书馆，由许地山、叶恭绰先生负责收存。这项工作耗时7个多月。徐森玉先生还在离开时担当起了保护和携带两大箱“可列入‘国宝’之林的最珍贵古书”的艰巨任务。1940年7月25日，由郑振铎先生执笔的在郑、张、何三人化名联署致蒋复璁的信中特地提道：“森公最为谦抑，且富苦干精神，处处愿意自己吃亏，而不肯妄耗一文公费，诚今之圣人也。得聚首多时，实为平生幸事。”抗日战争胜利后，徐森玉先生回到上海定居，与郑振铎一起把“孤岛”时期收购的其他古籍做了一番清点，善本尚有一千余部。南京解放前夕，徐森玉先生以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名义留守南京，代行院长事。

新中国成立后，徐森玉先生不顾年迈，又全力投入了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的工作，先后担任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兼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处长，负责筹办上海博物馆和上海图书馆。之后又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上海文史馆馆务委员。1960年兼任上海博物馆馆长及全国第二中心图书馆委员会主任，同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还当选为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综观徐森玉先生的一生，为查访、发掘祖国文物奔走于天南地北，在数十年的奔波生涯中，先后发现了辽代古寺、元代戏台、唐代地契、元代阿拉伯式浴池、汉代巨型碑刻，还有周代墓群、楚国木椁等无数中华瑰宝；山西赵城郊区的广胜寺藏有一部刻本大藏经，系金代遗存，学界称之为《赵城藏》，经徐森玉先生的大声唿吁而得以入藏北京图书馆。除此之外，徐森玉先生还为国家征集、鉴定了大量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物，其中有晋代王献之，宋代司马光、苏轼的真迹，商代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殷墟出土的一批甲骨，秦汉以来的帝王印玺等，苦心孤诣，功勋卓着，无愧学界“文物守护神”的称号。

徐森玉先生毕生肩负起历史的重托。早在1924年，在北京参加清点清宫文物工作时，徐森玉先生面对大批秘籍、珍品不知去向的境况，便感到痛心疾首，发愿要以毕生精力去追寻、查找和保护这些国宝。在此后数十年的文物工作生涯中，徐森玉先生从未忘却当年的志愿。

新中国成立后，徐森玉先生的工作重心由北京转到上海。他在任职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的同时，又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处长。20世纪50年代初，文管会下属的两大机构分别为上海博物馆和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于1950年4月开始筹建，因先期底子较薄，藏品无论是数量还是分量都显不足。1951年7月，徐森玉先生主持了苏州潘祖荫滂喜斋所藏大盂鼎和大克鼎的捐赠；11月，派人前往苏州，办理顾家过云楼捐赠书画的事宜；次年，过云楼第二次捐赠，两次捐赠多为稀世之宝。1952年，上海博物馆正式成立，上海市文管会把滂喜斋、过云楼及上海其他一些收藏家的捐赠，全部移交给了上海博物馆，大克鼎成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蜚声中外。徐森玉先生在主持文管会工作，直至20世纪60年代以后兼任上海博物馆馆长期间，凭借对善本书籍书画、古物的精深造诣和与收藏家的良好关系，为上海博物馆收进了大量稀世珍品，包括王献之《鸭头丸帖》、怀素《苦笋帖》、孙位《高逸图》卷、赵佶《柳雅芦雁图》卷、米友仁《潇湘图》卷、孤本《萝轩变古笺谱》等，对上海博物馆的收藏事业做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他在全神投入上海文博事业发展的同时，也始终密切关注那些早年流失海外、销声匿迹已久的珍贵文物的下落。北宋《淳化阁帖》就是他所关注的重点之一。《淳化阁帖》从问世之日起，就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元代赵孟頫说：“书法之不丧，此帖之泽也。”极好地概括了《淳化阁帖》在中国书法史及帖学上的地位。然而在漫长的岁月流转中，北宋祖刻本《淳化阁帖》十卷逐渐散佚，下落不明。据记载，清末江西临川李瑞清藏有家传的《淳化阁帖》第六、七、八这三卷，后又从李家散出，先后有蒋祖诒、周湘云收藏。1943年周湘云去世，三卷《淳化阁帖》再度销声匿迹。徐森玉先生曾经以为此帖仍在周家，但经过与家属反复沟通，在购进《苦笋帖》和《潇湘图》卷后，仍然没有发现《淳化阁帖》的踪影。此后，这三卷《淳化阁帖》便成为徐森玉先生的一桩心事，他时常叮嘱汪庆正先生，一定要留意《淳化阁帖》的下落。

徐森玉先生主持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工作，每月都要召开文物收购小组会议，20世纪60年代初文管会与上海博物馆合署办公后，会议还是每月召开。经徐森玉先生之手收购的书画、碑帖、青铜器、陶瓷器、玉器等珍贵文物不计其数，其中书画、青铜器、玉器、石刻、陶瓷器等归上海博物馆收藏，图书、碑帖则归上海图书馆收藏。20世纪50年代初，收藏家大多家境不佳，有些甚至急需将文物脱手，徐森玉先生特意向时任陈毅市长提出，请政府拨款收购，以求不亏待收藏家，同时要求文物征集人员在工作中“不要乘人之危而压价收购，收购的价格要公平合理”。正是徐森玉先生的这种真诚与尊重之心，上海博物馆与诸多藏家建立起了非常友好的关系和深厚的感情。在之后的数十年中，上海博物馆始终牢记徐森老的教诲，坚持善待每一位向上博捐赠文物的海内外文物收藏家及社会各界人士，并根据新形势的需要，逐步建立了文物捐赠管理制度和工作规范。除在前厅入口处设立捐赠墙，在陈列的藏品说明牌上标明捐赠者姓名外，还通过颁发捐赠证书、开辟陈列专室、举办回顾特展、出版学术图录、广泛宣传报道等多种方式，彰显藏家的捐赠义举。对上海博物馆而言，与藏家并不是简单的捐赠和受赠关系，双方之间更多的是友情，甚至是亲情。50多年来，向上海博物馆捐赠的收藏家有一千人次以上，捐赠的珍贵文物和一般藏品总数达11万件以上，其中很多成为上海博物馆的重要馆藏。可以说，没有藏家的慷慨无私，就没有今天的上海博物馆的丰富的馆藏。而这一局面的形成，正是缘自徐森老当年坚持的善待与尊重收藏家原则。

徐森玉先生虽然见多识广、满腹经纶，但他一生低调，甚少撰述。《徐森玉文集》所收，主要集中于他晚年时的若干论述。徐森玉先生晚年曾受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之托，本拟编辑《历代石刻》，后来因故未得成功。他晚年的论文，多与碑帖石刻相关。这些文章都曾先后发表于20世纪60年代的《文物》杂志，一经刊行，便被广大碑帖书法爱好者奉为典范。如《〈郁孤台帖〉和〈凤墅帖〉》（附录一）、《〈蜀石经〉和〈北宋二体石经〉》（附录二）、《〈宝晋斋〉帖考》（附录三）等，徐森玉先生的金石碑帖探索为我们后人的文物征集工作和进一步研究指明了方向。

天际依稀阁帖红

我有幸在上海博物馆与汪庆正先生合作共事。他有高度事业心，关心收藏家，关心同事，平易近人，善于广交文博之友。汪先生在上海博物馆的建设与发展过程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为上海文博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汪先生患病住院期间，我每次去探望，讲好不谈工作，却总是始于工作、终于工作。已经到了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还为了“中日书法名品展”，在床头累起书堆，把同事请来病房，口述《梦寐以求的日本现藏中国古代重要书迹》一文；他“疼爱”文物，牵肠挂肚，在病床上一再嘱咐对于文物征集“该进则进，当断则断”，对于馆藏文物的保管和展示要“上脑上心，慎之又慎”；他关爱亲友，以诚相见，在身体十分虚弱时，还念叨着朋友、职工的岗位变动、家庭生活，情真意切地关照同事和朋友“千万要保重身体”……

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以刻苦的精神和踏实的作风，从一名普通的文博工作者成长为一名睿智卓识的学者和专家。其经历令人感佩、其成就令人景仰！在治学上，汪庆正先生谦逊严谨、笔耕不辍、着作等身，对陶瓷、钱币、碑帖等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渊博的学识和高超的鉴定水平在国内外文博界享有很高的声誉。而其为人之率真、待人之诚恳也广受称道。在后辈心目中，他还是一位德高望重、宽厚仁爱的长者。他崇高的道德风范和忘我的敬业精神将激励我们为中国文博事业的不断发展而奋勇前行！

汪先生以忘我投入的工作精神带动举办了一系列的重大文物精品展览和学术研讨活动。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联合举办的“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中国隋唐至清代玉器学术讨论会、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古代白瓷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千年遗珍”书画国际学术研讨会相继举办成功，积极推动了各个相关文物研究领域的学术交流，也使上海博物馆的综合学术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

汪先生遵循徐森玉先生的遗愿，围绕《淳化阁帖》最善本的回归，夜以继日地为特别展览的筹备及一系列普及教育活动开展工作，他还在繁忙的工作间隙，收集、查阅大量资料，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在学术上取得了新的成果。从徐森玉先生开始关注《淳化阁帖》以来，经历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长等待。汪庆正先生曾动情地说：“我的老师徐森玉说过，今后有几件东西一定要弄回来……《淳化阁帖》出去了，不知道在哪里，以后一定要弄回来。……这四卷《淳化阁帖》是中国帖学的祖宗，如果不买回来，那么中国帖学之祖就不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消失多年的《淳化阁帖》出现于香港的一次拍卖会上，立刻引起国内文博界的极大关注。可惜当时由于国家百废待兴，没有余力来收回这件国宝。后来又几经辗转，这几卷《淳化阁帖》被美国的安思远在纽约市场上拍卖购得。2002年，上海博物馆举办了轰动一时的“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之后从美国传来消息：年事已高的安思远先生看到了展览报道，有意出让珍藏多年的《淳化阁帖》，希望在有生之年，让这件文物回到中国的怀抱。此时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先生立刻意识到了机会的难得。数十年来，他从来不曾忘记徐森老的嘱托和牵挂，也一直密切关注着《淳化阁帖》的动向。上海博物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便一直通过各种渠道与安思远保持联系，希望他能出让此宝，但对方始终没有松口；在这过程中，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比利时的博物馆、日本的藏家以及中国的拍卖行也都对《淳化阁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如今安思远主动表达了出让国宝回归中国的意愿，确实是机不可失。此时我在上海博物馆任馆长。我早已领悟徐森玉先生的“学术交代”，和汪庆正副馆长一起展开了紧锣密鼓的工作。在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原处长王立梅女士的鼎力帮助下，经过一系列周密的安排，包括原来周家所藏的第六、七、八卷和安思远另行购入的第四卷共4本北宋《淳化阁帖》安全回到中国，进入上海博物馆。这一消息在当年震动国内文博界，启功先生将之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回归文物中的一件大事。《淳化阁帖》最善本的回归、展览与研究，是上海书法史上的亮丽一笔，也是中国书法史上浓重的笔墨，同时引发了《淳化阁帖》研究热，使书家、书法爱好者和广大民众走进帖坛经典，重启悠远而浓烈的帖学情结。《淳化阁帖》最善本赏读会如期举行，并成为理论准备的先导。同时首次展出部分《淳化阁帖》最善本。专家学者和书法爱好者人影绰绰，凝神屏息地与北宋经典深情对话。赏读会让听众直面经典，初识《淳化阁帖》，继探帖学，深知国宝回归的重大意义。中国的帖学情结是悠远的，虽然关于帖学的发端时间见仁见智，然而帖学情结始于丛帖之祖却又合情合理。中国的帖学情结是浓烈的，以至于在百代跃迁以后，《淳化阁帖》最善本回归之时，依然炙手可热。在短短几个月中，《淳化阁帖》解密、版本辨异、跋文考证、印记探幽、谱系梳理、理论创新、“二王”拾贝，触类旁通、悠远而至的帖学情结，可谓浓烈依旧。

《淳化阁帖》回归以后，汪庆正先生率先进行研究。他废寝忘食，很快写出《〈淳化阁帖〉存世最善本考》一文，认为王着是一位书家，并不是考据学家，所以该帖内容在取材方面有一定程度的欠缺。主要表现在收集有一部分历史遗留的特别是南唐时的仿书，同时排列次序混乱，书家的张冠李戴和个别文字的错误，以及一些不应有的重复等等。但《淳化阁帖》的伟大历史功绩是无可否认的，这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方面：（一）《淳化阁帖》是可以确认的中国丛帖之祖。尽管文献记载，汇刻丛帖有南唐的《昇元帖》或所谓的《澄清堂帖》（或《澄心堂帖》）等，但近七八百年来，不见实物，反复争论，只能是个历史悬案，只有《淳化阁帖》是确确实实存在的中国第一部丛帖。（二）《淳化阁帖》保留了大量重要的书法作品。据唐张彦远《法书要录》的记载，唐太宗收集王羲之法书达3000纸。宋太宗刻《淳化阁帖》时，收入160种，而目前能见到的各种唐摹本仅20多种；《淳化阁帖》收入王献之帖76种，目前仅见的献之钩填本只数种。其流失之快，实在惊人。《淳化阁帖》保存古代法书，功不可没。（三）《淳化阁帖》所收法帖，特别是在晋以前的舛误较多，而东晋以后的内容中所反映的晋人生活、习俗等，则有许多可补充其他文献记载的不足。（四）《淳化阁帖》出现以后，宋代的翻刻本已有30种以上，受其影响，曾掀起了一个《淳化阁帖》系统以外的宋代汇刻丛帖的高潮。明、清两代，刻帖再起，风气愈盛，都大大促进了中国古代书法艺术的传布。（五）《淳化阁帖》出现以后，从欧阳修的《集古录》开始，苏轼、黄庭坚等一批学者从不同角度阐述和评论《淳化阁帖》的优缺点，米芾《法帖题跋》、黄伯思《法帖刊误》更是比较尖锐地抨击《淳化阁帖》的部分舛误。从宋陈与义的《奉敕校释》、刘次庄的《法帖释义》，明顾从义的《法帖释义考异》，至清雍正王澍的《淳化秘阁法帖考正》，先后参与研究的学者不下百人，从《淳化阁帖》是否中国丛帖之祖，《淳化阁帖》的内容有哪些是原迹钩模上石、有否翻刻以前的石本、是上石还是刻木，到内容的舛误、文字的释读，各个覆刻本的传承关系以及由《淳化阁帖》影响而出现的各种刻帖研究，等等，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一个独特的学科——帖学。清干隆、嘉庆以后，帖学渐衰，此期间程文荣的《南邨帖考》虽然未能刻入《淳化阁帖》的考订内容，却是一部十分重要的着作。近人林宰平的《帖考》更是一部综合宋、元、明、清和现代各家着述观点的“帖学汇考”。1961年，陈叔通先生携宰平先生的《帖考》手稿来沪，希望在沪出版，先师徐森玉先生命我以他的名义多方奔走，由于当时的环境，未能如愿。《帖考》手稿置我案有半年以上，其内容之丰富，考订之周详，读之使我终身受益。1962年，徐森老做一短序后，连同原稿退还北京，最后由宰平先生的家属和友人自印行世，此亦是帖学甚衰的一段史实。2002年，由启功先生任主编、王靖宪先生任副主编的十七卷本《中国法帖全集》的出版，以及2001年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中国碑帖与书法国际研讨会、“秘阁皇风”——《淳化阁帖》刊刻1010年纪念研讨会的召开，显示着中国文化史上“帖学”的复苏。2003年4月，上海博物馆在上海市政府的支持下斥巨资自美国购回第四、六、七、八共四卷《淳化阁帖》残本，这是目前存世的最善本。历史上当然存在过原石未损时的第一批初拓本，例如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六所载，刘世昌在大德己亥（1299年）所见到的宋淳化四年（993）的赐毕士安本，可惜这个初拓本已经消失了700年。宋元以来零星记载的祖石拓本，近世也一无消息。如今上海博物馆新入藏的四卷《淳化阁帖》，其中第六、七、八等三卷，第六卷末有北宋人题跋，第八卷末有南宋宰相王淮的题跋，明末清初为孙承泽收藏，世称“司空公本”，20世纪70年代即由有正书局印刷出版。美国人安思远于20世纪80年代后相继获得这六、七、八等三卷并第四卷，2002年收入《中国法帖全集》作为第一册出版。关于这四卷的基本概况，收藏流传经过，从各本得到题跋、收藏印记和上述《中国法帖全集》第一册王靖宪先生的文章，已可知其大略。这四卷《淳化阁帖》，情况有所不同。第四卷、第七卷（其中部分因刻石损泐，有拼配）、第八卷是传世仅存的祖刻本。理由有五条：一是宋、元以来，人们鉴定是否祖本，往往视其有否银锭纹。目前所见有银锭纹的本子，除了南宋绍兴国子监本外，只有这三卷是具有明显而真实“银锭纹”的北宋拓本。二是宋人辨别《淳化阁帖》祖本要视其是否“字极丰穰、有神采”，“板数、卷数字皆相联属”，且所记数字应比较大而且浓。目前所见各种《淳化阁帖》本子，除了肃府本翻刻原本的卷、板数字外，只有这三卷是具有大字的卷、板数字，且肃府翻刻本的地位正好与之相符。三是祖刻原石历经岁月，特别是经过北宋天圣末明道初（1032年）的禁中火灾，可能导致石裂而字损。在目前所见到的各种《淳化阁帖》本，除了南宋国子监本外，只有这三卷北宋祖石拓本，能看到真实的石裂和字损原状。四是祖刻《淳化阁帖》以丰穰、精神见长，以这三卷（第七卷由于石受损，有部分可能经过挖补而见碑底）与传世各本相较，完全可以得见祖刻本的原貌。五是第四、七、八等三卷都钤有“艺文之印”半印，应属北宋早期的官府收藏印记，第八卷末有“中书省印”“门下省印”“尚书省印”等南宋前期的内府印记，证明这是南宋内府的藏本。这在传世各种《淳化阁帖》本中是绝无仅有的。至于第六卷，有北宋人的题记，后来同样在南宋末为贾似道收藏，明末为孙承泽所集。但此卷从其卷、板的编号看并非拓自祖刻，应是一卷北宋的翻刻本；经过仔细核对，后期泉州帖的所有特征，均从此出。此卷应是泉州本的北宋祖刻本。因此同样是传世的最善本。汪庆正先生的这些学术见解引起了研究者的高度关注，积极推动上海博物馆“《淳化阁帖》大展大赛大讲坛活动”有声有色地进行。

喜看秋山万千重

我们今天缅怀徐森玉、汪庆正先生，旨在弘扬他们的文化精神，化作后来人的事业信念，遵循前辈的学术嘱托，让华夏文明的薪火世代相传。

（一）对“国宝”毕生追寻、珍重与爱护，对国家文博事业无限忠诚

徐森玉先生将一生对国宝追寻、珍重与爱护，化作了对事业的忠诚和信念。徐森老的外孙王圣贻在悼念文章《情牵大鼎》中这样写道：“外公是那样地爱中华瑰宝。每次外出归来，总是如数家珍般地讲着各地的古迹：那隐没在盘山秀色中被岁月剥蚀的唐代寺庙、三门峡‘画廊 ’中的巨石峭壁上残留的摩崖石刻、山西赵城简朴的元代戏台、有着异域风格的大同城内辽代古寺……就在外公那赞不绝口的情感投注中，我看到时间的纽带由古久之往昔伸向未来，感受到了生命源头的那份灿烂辉煌。”回忆起祖孙间的天伦之乐时，又说：“其实，外公很少像这样流露他对我们第三代的爱，他的心完全让文物牵挂、占据了。”这种完全让文物牵挂、占据的心，来自徐森老对国家文博事业的无限忠诚。1939年，为安置故宫南迁文物奔波于贵州、云南一带时，徐森玉先生曾致函叶景葵，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宝前在西南各地奔走，均为仅存之文物谋置善地。交通阻滞，盗匪出没无常，将来为功为罪，不能自卜。唯北平图书馆存沪最精之本，芦沟变前，悉数寄归平馆。内阁大库旧藏明末清初地图，全部陷在南京，此则最令人痛心者也。”在那样艰危的情况下，他仍然心心念念牵挂着失陷在北平（今北京市）与南京的古籍珍本，赤诚之心，令人感佩。

在《大力开展文物保护工作》一文中（附录四），徐森玉先生谈到了他对流散文物的征集和对文物古迹调查保护工作的高度重视。在徐森玉先生的高度重视和有效组织下，上海的文物保护工作成绩斐然。

汪庆正先生长期在徐森老身边工作，耳濡目染，努力践行，在征集收藏、保护研究文物方面做了有目共睹的大量的工作；在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博物馆的工作中业绩辉煌，广为流传，不必赘述。这里只举发生在距上海千里之外的法门寺的一例。法门寺博物馆馆长韩金科曾记叙：

1987年4月3日，法门寺唐代地宫后室，在它上方的天顶部展现出无尽的金碧辉煌。4月9日，地宫的第一道门打开，人们走下尘封1113年的地下玄宫。其后的考古发掘使佛祖释迦牟尼真身指骨舍利和大唐王朝数千件供佛珍宝得以重见天日，震动世界。其中，在地宫第四道门前的十三件“瓷秘色”器与第二道门前的《物帐碑》记载完全对应，证明这就是大唐王朝御用而千年不见的秘色瓷。加上地宫第四道门的门槛之上与这十三件一模一样的八棱瓷瓶，十四件秘色宝器作为法门寺考古发掘的重大发现扬播海内外。但是，对于它的真实内涵，如何展现它的真实内涵，年轻的法门寺博物馆只是把它陈列出来而并未涉足。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在保管部见到了满头银发但精神矍铄的汪庆正先生。他无限深情地端详着秘色宝器，大半天里抚摸、深思，然后又盯着这一件一件晶莹如玉的盘、碟、碗等。我很难说出他抚摸时的手势、沉思时的神态和两眼盯着时的那种奇光异彩，反正我感觉这种境遇是多么地与众不同。临走时，汪先生又一件一件抚摸着保管这些器物的囊盒，说：“金科同志，国之重宝啊！”谁能想到，几天之后，上海博物馆几位专家直奔我来，说汪先生安排他们专程到法门寺，为的是将我馆保管十四件秘色瓷的囊盒重新制作，将原来的硬囊重新制为软囊，让秘色宝器舒舒服服躺在里边。他们做完就走，不让接送，不让招待，不收一分钱的费用。这件事使我大为震撼，一头是法门寺博物馆，一头是上海博物馆，千里之隔，比一家还亲，汪先生的文化情怀和人格魅力在法门寺留下了深刻印象。

（二）重视“学术嘱托”，努力传承文脉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持续绵延；文博事业前后接力，文脉传承。徐森玉先生和汪庆正先生都以文博事业为己任，一诺千金，一生一世，修身立命，义无反顾。

徐森玉先生曾做过“学术嘱托”：“王安石书《楞严经旨要》、宋刻龙舒本《王文公文集》都是举世无双的国宝，有条件一定要弄回来。”上海博物馆不忘“学术嘱托”，奋力践行，于1986年3月使国宝回归。“《淳化阁帖》出去了，不知道在哪里，以后一定要弄回来。”这也是徐森玉先生的“学术嘱托”，汪庆正先生牢记在心，在世纪之交，成为上海博物馆“抢救国宝，回归阁帖”的一次自觉的重大文化行动。《淳化阁帖》回归以后，汪庆正先生多次对我说过：“徐森老的‘学术嘱托’就是‘学术交代’，我们要肩负起相应的‘学术使命’和‘学术责任’，在‘归属’与‘研究’的双重意义上全面体现祖帖之‘祖’。” 汪庆正先生反复查考史料，引经据典，阐述《淳化阁帖》的重要历史作用：1．保存了晋人与今人不同的文体和习俗资料；2．《淳化阁帖》及大量历代丛帖的出现，为研究各种帖的刻石年代，汇刻者的姓氏，刻石内容的真伪和优劣，以及其传承关系，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独特的帖学；3．直至今日，《淳化阁帖》对书法艺术仍然起着重要作用；4．宋淳化以后，一直到清代出现汇刻丛帖的高潮；5．保存了一大批古代的书法艺术资料。

重视“学术嘱托”，努力传承文脉，已汇入上海博物馆的“博物馆文化”。

（三）关注方法论，让“方法释放学术能量”

徐森玉先生和汪庆正先生还以孜孜以求的勤勉学风和灵动睿智的研究方法感动人。这灵动睿智的研究方法使他们在学术研究中重视运用科学方法，进而把“科学方法”升华到“科学方法论”的层面，做到了一般研究者很难达到的重大突破，不断捧出新的探索成果。他们注重方法论，让“方法释放学术能量”。

徐森玉先生从“方法论”入手专论古画的鉴定，他在《〈画苑掇英〉序》（附录五）中做了详尽论述。

汪庆正先生喜爱做学问，善于搞研究，注重方法论，常常给人惊喜。他运用比较的方法，专述“以目前所存其他各本《淳化阁帖》看最善本”：

明代以来，主要流传的几个影响最大的本子有：（一）南宋及明、清翻刻的泉州本。故宫博物院及上海图书馆均有宋拓本。中国国家博物馆亦有宋拓拼配本。（二）明嘉靖、万历时期以南宋贾似道、周密等原藏本翻刻的袁尚之、顾从义、潘允亮各本，尤以顾氏玉泓馆本和潘氏五石山房本为影响最大。（三）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刻石的肃府本。（四）清干隆三十四年（1769）内府重模本。此外，有故宫博物院藏的懋勤殿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祖帖本，上海博物馆藏明万历潘祖纯跋本（许汉卿原藏），日本书道博物馆藏的夹雪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的詹景凤跋本，等等。至于从20世纪初以来印刷出版过的所谓游相本、张得天本、贾刻本、庆历本等等，则已是公认的翻刻本和伪本，除可作必要参考外，似无太大讨论价值。明代前期，在顾、潘刻本未出现前以泉州本的影响最大，但关于泉州本的底本面貌过去并不清楚。袁、顾、潘刻的底本，即是贾似道、周密递藏原本，其第一至第八及第十卷计九册现藏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第九卷藏上海图书馆。此本是否祖本？如非祖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本子，过去不太清楚。肃府本虽然将最重要的丰穰精神有所摹失，但除第九卷外，保留了卷、板号等重要标识，这是存世唯一翻出原拓卷、板号的本子，在这一点上，它保留的原始面貌是十分重要的，但底本已消失。清干隆三十四年（1769）的内府模本，所依据的底本应是清宫所藏最佳本。这在干隆的跋语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至于这个底本是否为毕士安赐本，当可存疑。而干隆本在体例、编排和个别字体的修整等方面都有所改动，因此失去了祖本的整体面貌。但由于它的底本“出身”优秀，因此，也可作对比研究的重要参照。

行文至此，真可谓“金石碑帖盛睿智，喜看秋山万千重”。

附录：徐森玉旧文

01

《〈郁孤台帖〉和〈凤墅帖〉》（节选）

《郁孤台法帖》是南宋聂子述在宋绍定元年（1228）所刻，历来有关法帖的着作很少提到这部帖，因而也就不为大家所熟悉。根据刘埙的《隐居通议》和《嘉靖赣州府志》的记载，聂子述还是宋绍熙元年（1190）进士，仕至工部侍郎，是一个大贪官。宋宝庆三年（1227），他由瑞金令徙知赣州，即着手汇刻这部法帖。《郁孤台法帖》共有多少卷，详细内容是什么，上石的墨迹是否全部为聂子述收藏等问题，我们目前还无法解答。但由于聂子述是一个贪官，刘埙说他去蜀为官后“归装满载，由是田宅浸广，宝玩充牣”，因而他收藏大批名人墨迹是完全有可能的。现藏上海博物馆的唐怀素《苦笋帖》真迹，就有聂子述的亲笔跋语。郁孤台在宋代属江西赣州府的赣县，一名贺兰山。在唐朝时，它已经是一处颇负盛名的古迹，很多骚人墨客都相继吟哦，历代迭经兴废。宝庆三年聂子述上任以后，就重建郁孤台，绍定元年汇刻这部法帖，就是自然的以郁孤台命名了。此次上海征集到的《郁孤台法帖》残本，计二册。由于经过后人一再重裱，其中次序显然有很多错乱。因目前还没有经过仔细的整理，我只能简单地介绍几点：这两本宋拓郁孤台残帖的特点，是它们的帖心比一般常见的法帖大得多。裱成的高度是39.5厘米，阔是22.7厘米。纸墨极精。上册有“郁孤台法帖卷第六”的题额，内容主要是苏东坡的墨迹，有尺牍九通和所书《黄泥坂词》《醉蓬莱》《满庭芳》《麻田吴道人供养普照王像赞》《真一酒》等行书，及《九月十五日观月听琴示坐客诗》残句（其中“颍州西湖月夜泛舟听琴一首东坡”十四字系龚心钊掺入的后人翻刻）。这些苏东坡的墨迹，大都不是传世的熟材料。一般说，明代陈眉公的《晚香堂苏帖》，所收苏东坡的墨迹该是比较多的了。但这里有绝大多数是晚香堂所没有收进的。在苏字后，有体近颜书的正楷大字七十余，从其字体的结构来看，应该是蔡襄所书。在蔡襄后的行书尺牍十九行，署名的签押很难看懂，末尾有原帖标题“石曼卿学士延年”一行。从这十九行尺牍的笔迹看，可以肯定是李建中，而绝不是石曼卿。或许由于签押“建中”二字比较模煳，后人误认“建中”为“延年”，因而将“石曼卿学士延年”的标题搬在一起。根据《隐居通议》的记载，聂子述曾将石曼卿的两首大字古体诗刻入《郁孤台帖》内。在我们所得的两本残帖中，并不见石曼卿的诗，很可能只留下了这个原帖的标题。第一册内，除上述外还有宋人草书多页；下册几乎全部是宋人草书，而主要是黄山谷的墨迹。涪翁的草书流传下来的数量不多，这里有他的所书的《香严袭灯大师智闲颂十九首》和《云顶山僧德敷诗十首》，但都已残缺。由于这部残帖已经过龚心钊的最后重裱，而龚又并没有就法帖的内容进行仔细的考订，因而他把这两种内容误杂一起，甚至把属于《香严智闲十九颂》中的“答郑郎中问二首”当作黄山谷的另一作品，把书写在《香严智闲十九颂》最末的“有独脚一首纸尽不书”几字当作不相干的残存字章，而“独脚”是十九颂中的最后一颂。这里残存的拓本，香严智闲十九颂内的章目有“答郑郎中问二首”“谭道”“明道”“玄旨”“与邓州行者”“三跳后”“上根”“破法身见”及说明因纸张已用完，“独脚”一首不再书写，等等。在十九颂结束后，有黄山谷题：“香严智闲十九颂,所谓十二部经,清净法眼目,《传灯》备载而《玉英集》止取五颂,不知具何种择法眼也。”至于《云顶山僧德敷诗十首》的标题，这里残存的是：“问来只对不得”“无指的”“自乐僻执”“言行相扶”“一句子”及“古今大意”。这些小标题下的内容，并不全是完整的。但也有不见标题，只有残存内容的，如十九颂中“与学人玄机”及云顶山僧德敷诗中“问答须知起倒”即是。此外，《传灯录》僧润诗三首中“赠道者”的内容亦有部分残存。黄山谷当时书写《传灯录》中的赞、颂、偈、诗一定很多，到《墨缘汇观》记载的“草书谈道章卷”墨迹时，其内容还较这本帖内目前所残存的为完整，因而我们可以说聂子述当时刻入《郁孤台帖》的一定是比较完整的。只是拓本在后来散佚罢了。除了黄山谷以外，这里所保存的如沈寒等人的草书都是比较少见的。这部《宋拓郁孤台残帖》，在明代及清初都没有任何流传记载，我们仅知曾为方梦园所藏，李葆恂得自梦园，最后由龚心钊收藏。除李葆恂的《旧学庵笔记》提到过以外，很少见于别的记载。

《凤墅帖》是南宋曾宏父在嘉熙淳祐间所刻，根据曾宏父《石刻普叙》的记载，《凤墅帖》前帖二十卷、续帖二十卷、画帖二卷、题咏二卷，前帖装十册，续帖及画帖、题咏合装十册，共计二十册。由于曾氏把他所能见到的几乎宋代全部着名人物的墨迹，都收集在这部刻帖内，它不同于一般阁帖系统一翻再翻的丛帖，更由于此帖刻工精细，因而在当时就得到很高的评价。可惜的是，这部帖早就散失，拓本很少流传，清代钱大昕曾藏有第十三、十四两卷，译文已刊印于世。据《潜研堂文集·凤墅帖第三题跋》称：泽州胥燕亭亦曾藏有第十二卷，而何义门等曾见过第十卷。清程文荣的《南邨帖考》亦仅是根据这些资料进行叙述。后来，叶志诜曾收集到八卷（前帖三、五、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及续帖十、十一各卷）。有译文刊印于世。此次上海征集到的《宋拓凤墅帖》残帙，共十二卷。其中前帖第十一、十五、十八，三卷；续帖第三、四、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九卷。续帖第三及第四两卷合装一册，第十二至第十六卷合装一册，因而共计七册。其中，除前帖第十一卷的首尾已残缺外，其他都是比较完整的。

02

《〈蜀石经〉和〈北宋二体石经〉》（节选）

古代在印刷术尚未发明，或还不普及的时候，士人学子所应用的书籍都是转相传抄的。其中不免有错误和遗漏。汉熹平石经的刊刻，其目的就是以此为标准本，使大家可以去校对。汉以后的几种主要石经是：魏正始石经、唐开成石经、后蜀广政石经、北宋嘉祐石经、南宋绍兴御书石经及清干隆石经……

可惜在这七种主要的石经中，除唐石经及清石经的刻石尚保存外，其他各种石经的原石和拓本都早已损毁和散佚。因而收集和保存各种石经的原石和拓本，是我们文物工作者的工作任务之一……

上海征集到的后蜀广政石经宋拓毛诗残本及北宋嘉祐石经宋拓珍本等都是非常难得的。蜀石经自后蜀广政元年开始刊刻，终广政二十八年间共刻孝经、论语、尔雅、周易、毛诗、尚书、仪礼、礼记、周礼、春秋左氏传（十七卷止）十经。后蜀亡，入宋续刻左传十八卷至三十卷、榖梁传、公羊传及孟子。后蜀石经和以前各种石经的区别之一，是后者都仅有经文而前者在经文之下尚有注。宋人在引用经文时，很多都用蜀石经本为标准，这是由于汉及魏石经早已散佚，唐贞观元年魏徵收集石经时，就已十不存一；唐石经虽然到现在仍然保存在西安碑林内，但在南渡后的读书人来说，就很难看到了；除了这个原因外，宋人引用蜀石经为准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蜀石经有注文。蜀石经的经石在宋末以后就亡佚了，元代和明代，都不见有任何发现经石的记载，清干隆时任思任得数十片，此外，迄今还未知有无其他发现。它的拓本，据曾宏父《石刻铺叙》的记载，知当时有全本。明代万历间，内阁尚存全套拓本，但从明《红雨楼题跋》的石经左氏传一则看，当时蜀石经的拓本就已极珍贵了。入清以后，陆续发现了一些残拓本，其中大部分曾归刘体干，刘氏有影印本八册。

上海图书馆所藏宋拓蜀石经毛诗残本，共拓本四十一页，存二南、邶风二卷之一卷半，自召南首章鹊巢的“维鹊有巢，维鸠居之”的郑笺开始，至召南驺虞章结束，及毛诗卷二邶风全部。在清干隆时，原为钱塘黄树谷广仁义学藏本，树谷是黄易之父，他在其所居杭州武林门外，开设广仁义学，四处募集图书，以供各地士人来杭阅读。凡是广仁义学的图书，都有“此书义助于浙江杭州府武林门外广仁义学永远为有志之士公读者”二十八字的方图章。黄树谷死后，广仁义学的图书就星散，这本宋拓毛诗残本曾于干隆壬戌腊月在杭州赵昱家中，经历鹗、丁敬、全祖望等共同欣赏并各有诗跋。不久即归黄荛圃。但在自赵昱归黄荛圃的过程中，曾一度归太仓王溥及仁和魏钺，而就在此时，这个毛诗残本由原来的二南、邶风二卷又佚去了周南十一篇。最后归嘉兴程文荣。程死后，此册就没有人再看见过，很多人都认为已经散佚。解放后，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自程家后人手中征集得来。这本湮没了一百年的宋拓蜀石经毛诗残本，得以重见天日……

蜀石经所刻各经主要依据唐大和本，只是增加了注文。毛诗部分当然也不例外……

北宋嘉祐石经自庆历元年开始刊刻，至嘉祐六年完成。所刻经数为周易、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春秋、孝经、论语、孟子九经。由于经石一行楷书，一行篆书，因而一般称北宋石经为二体石经，以别于汉熹平的一字石经和魏正始的三体石经。

北宋二体石经的经石久已散佚，拓本亦极罕见……

二体石经的拓本，在清代最着名的有：彭元瑞的周礼残石拓本，冯登府的周礼、礼记残石拓本，丁宴的周易、尚书、毛诗、春秋、礼记、周礼、孟子残石拓本。其中以丁宴所藏为最富。丁氏得到拓本的经过及其详细考证都记载在《北宋汴学二体石经记》中……

上海图书馆所藏二体石经之另一佳拓珍本，是刘体干于北京所得之四厚册，共约二万四千字。其中周易一册，四十八页，升、困、井、革、鼎五卦有残缺，且装裱前后有错乱；丰、旅、巽、兑、涣、节、中孚、小过、既济九卦都全；未济卦缺后三爻。尚书一册，五十六页半。尧典全；舜典稍缺；泰誓、牧誓缺较多；洪范中段稍缺；旅獒全；金縢少缺；大诰自后小半“尔庶邦君越尔”起缺……

毛诗一册，五十三页半。从现存的拓本来看，这四册中以毛诗的经石损裂较多，我将主要的部分作了初步的校勘，或将对研究经石损毁时期及拓本的早晚等可供参考……

从拓本的墨色来看，《周易》之册墨色较浓，字口清晰。《春秋》部分虽亦为浓墨拓，但看来不如前者。其他各种墨色较淡。以时代来看，这四册和丁宴残存的那五纸相比，就显得稍晚了一些，但也决不能相差过大。在毛诗册面板后，有“表背匠李之用”的长方图记，以这种装裱工人的图记和这四册的装裱式样及纸张来看，这四厚册应该至少是元代的旧装，至于其拓本的年代可定在宋末到元之间。

03

《〈宝晋斋〉帖考》（节选）

“宝晋斋法帖十卷，是一部比较完整的宋刻丛帖。它是解放后发现的，目前已由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联合影印出版。”他分析了宝晋斋帖的几点特点：（一）宝晋斋帖是曹之格在南宋末咸淳年间所刻。（二）宝晋斋帖第一至第七卷，除谢安八月五日帖外，全是“二王”书。第八卷是羲之四子书。九、十两卷是米氏父子书。后来所见到的宝晋斋帖，如同其他阁帖系统的丛帖，亦有历代君臣书等，而时代上又一直到唐，这些显然都不是宝晋斋原本。（三）宝晋斋帖的内容，除极少数真迹上石外，绝大部分是翻刻其他法帖的，主要是翻刻曹士冕的《星凤楼帖》。曹士冕是法帖谱系的作者曹彦约之子，是南宋的大收藏家。曹之格是士冕的子侄辈。（四）第一卷中的三帖，各有两份。后者是米芾所刻宝晋三帖的火后本。由于这三帖，在常见的早期的阁帖系统丛帖中多不载；米氏旧刻亦早不见，因而此宝晋斋本是目前所能见到的较早刻本了。（五）由于宝晋斋帖所从出的底本，如《星凤楼帖》等，都早已失传，因而明代一些集帖如：宝贤堂、戏鸿堂、墨池堂、快雪堂及郁冈斋等帖所刻入的部分内容，都是以宝晋斋帖的这个十卷本为依据的。也正由于许多古刻已散佚，宝晋斋帖内除王羲之王略帖、谢安八月五日等帖、王献之十二月帖等外，如乐毅论、黄庭坚、东方朔画赞、裹鲊帖、鹘不佳帖等，亦都是目前所能见到的较早刻本了。（六）宝晋斋帖内保存了星凤楼帖中曹士冕的原跋，及其他题识和标题。从而解决了星凤楼帖摹刻者的问题，使我们发现了某些曹士冕有关帖学的见解，并提供了研究宋代刻帖发展的一些线索。（七）这个十卷的宝晋斋帖珍本，是目前所知比较最为完整，而又一向很少人见到的。这些特点，也就是曹刻宝晋斋帖所以值得影印出版的主要原因。

04

《大力开展文物保护工作》（节选）

流散文物的征集是文管会贯彻党的保护文物政策所进行的重要工作之一。一年来以接受、收购、受赠三种方式征集到的文物较去年有成倍的增加，总计达到二万一千八百七十六件，特别是其中接受人民捐献方面比去年增加将近两倍，这说明藏家和社会爱好文物人士对祖国文物事业的热心支持，进一步发扬了化私为公的精神。征集到的文物，不仅数量大大增加，而且其中不少极为珍贵的文物，如商鸮卣，虁凤纹尊，商方乙觥，西周方罍，周百乳雷纹方座簋，商至汉玉器，历代古印，宋定窑刻花碗，宋马和之云南图卷，元赵孟頫《东洞庭图》轴等等。图书方面，征集到的善本书也比去年有成倍的增加。这些珍贵文物图书归由国家文物机关保管，对于文物的妥善保护和发挥作用，都有极重要意义。从废铜中抢救文物，同样是保护文物工作的一项重要措施。1958年以来，配合工业生产，抢救工作有了很大的收获。1959年抢救点由一百四十七处增加到二百九十四处，抢救单位由废品系统及冶炼厂扩大到各区电机、机械等系统的用铜工厂。全年共捡出文物一万零八百零四件，较去年也有成倍的增加。其中珍贵文物有梁其钟、鸟纹牺觥、器叔簋等从西周到唐宋的稀见铜器，和苏维埃钱币、红军帽徽、工农会证章等革命文物。全市文物古迹的调查保护及古墓葬古遗址的清理发掘工作，今年有了极大的发展。嘉定外冈战国墓出土的泥制“郢爰”，说明上海地区在当时与淮河流域楚文化的一致，是一项重要的发现。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最近马桥古文化遗址的发掘工作，去年底文管会根据群众的反映，马桥俞塘河北岸发现了一个三千年左右的古文化遗址。出土有石器、陶器、骨器、玉器等件和大量的动物残骨及少数的植物种子。还发现了当时人民的建筑遗迹，和人骨架二具及殉葬品。根据出土文物来推测，这是一个相当于商周时期的古文化遗址，足以说明上海地区在距今三千年左右早已有了高度的文化，为上海古代历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实物例证。为了配合生产的不断发展，文物保护工作必须加强，今年还将有重点地进行古墓葬古遗址的清理发掘，希望各区、县予以重视，共同做好这一工作。

05

《〈画苑掇英〉序》（节选）

以往有些人对于鉴别文物，常认为是“神秘”的，“不可言传”的。现在，我们从工作经验中，认为完全不是这样。原来有鉴别修养的人，由于积累了知识和经验，所以往往不待言说便可马上判断；甚至由于熟极而流，他自己也忘怀于言说。但也有自己修养极高，却不肯对人说明道理的。这样便使一般人或初学者认为“神秘”了。更有一班人，对于鉴别，所知甚少，却喜浪言真伪，他们也乐于将鉴别说成“神秘”，用以欺人。不过，鉴别工作，的确也是不容易做的。我们要以最客观的态度，从各方面来综合研究，决不能以片面的看法来草率地作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即以鉴别古画来说，以往鉴别者，往往执着于下列看法，并且是执一以绳：一、胶执于某一画家某一时期的特点，来衡量这一画家的全貌。——凡一名画家必有他作风上的某种特点，这是对的。掌握了这一特点来辨别他的作品，可以得到特殊方便，这当然也是不错的。但，一个画家一生中有早年、中年、晚年的分别，他的画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势难胶执他某一时期的特点，去辨别他一生各个时期的成绩。如若这样，必然有许多古代名家真迹精品，仅因不合于所胶执的某一时期的特点而被否定了。二、拘泥于画家的署款、印鉴和画的质料。——熟习了画家款字的写法，印鉴的文字笔画和形式，纸和绢的时代特点，可以在鉴别上得到很多帮助，这是不错的。不过，这也只是帮助而已。但是，以往有许多人特别拘泥于这些方面，这当然就不对了。譬如款字，的确是比较可以作为根据的。但画家写款，决不能每次全然相同。我们只有在其下笔的方法上，去捕捉其习性，而不能用刻板的方法去对照。再如印鉴，不少人在这方面看得很重；其实印章真伪，有时并不能完全根据它来断定作品的真伪。尤其是古来画家用同一文字同一形式的印章往往同时有许多方，我们无从悉知。即使能悉数知道，又有何法断定这些真印不曾被别人使用？如后人用前人的真印，到今日有何方法可以辨别这颗印不是当时本人手钤下去的？因此，假画上钤的是假印，当然是容易辨认与理解的；但假画上有真印，或真画上有假印，也并非完全不可能的。至于纸和绢的质料鉴别，也问题极多：在同一时代，帝王、贵族与普通画人所用的纸和绢，就大有精粗之别。我们如何能完全从这个上面来判定它的时代？自然，如若一张宋朝画，用的却是清朝纸，这画当然是假的；但，后人用前代的纸和绢，那就绝对可能的了。所以在纸绢上是难于确据的。特别是纸绢的时代差异，数十年乃至百余年差别极微，而在这一时期中，已经可以有两三代的作家了。三、特别看重历来的着录。——着录是可以帮助鉴别的。着录上所记载的古画，可据以“按图索骥”；并且由于着录，可以考见流传端绪，以及某一张画在当时的评价，这都是有益的。但，过分看重着录也不对。一则各家着录体例不同，因之它所记载的详略不一，往往其中文字只记其重要的一点，而后代的读者以为所记是全面的情况。二则记录时，有的因是自己藏品，可以从容细写；有的是匆匆一见，草草记下，甚至并非当时所记，而出于事后的追记，其中字句与事实便大有出入。三则各家鉴别能力也不相同，其所下评论，自有高低。四则有些着录在某些画件上，硬是有意闹玄虚，这种例子很多。再说我们现在鉴别古画，绝不同于旧时代的玩骨董。我们是要将民族艺术的精华，公诸人民，加以研究发扬，孕育出新时代的人民艺术。因此我们不仅对于着录上有名的古画应加以重视，对于不见着录的好画也应加以发掘，这就更不是仅凭着录所能达到的了。以上这些，是过去鉴别者鉴别古画时的根据，也就是他们的法宝。但我们认为这些根据是都可以作为参考，却都不可以认为这已是全盘的根据。现在我们愿意就我们对鉴别工作的体会，再提出一些意见来和国内爱好艺术的人士商量。当然这也不可能是鉴别工作的全部根据。我们认为鉴别古画，首先要熟习画家所处时代的风尚。各时代的画风是当时画苑的主流。这一主流的趋向，力量极大。在当时的任何画家，都要受它的影响，很难独自超出这个范围。因此不但要个别地熟习每一个画家，并且要从许多同时代的画家作品中，看出他们的共同风格。如果看清了唐画和宋画的风尚不同何在，再以此看清了元明以来时代风尚的演变，因而得到古今画法逐渐发展的一个清晰的轮廓，这样就容易把握用来鉴别个别的古画。甚至遇到一张无款的名画，也能正确地分析出这是属于哪一时代的，进而可以看得出是谁的作品。另一种，有了名款而画法的风尚与其时代不符，也可以分析其原因何在，真伪何如。这好像是微妙的，“不可言传的”，但却是真实可据的。这正如一株树和一片森林的关系一样。不过这里要注意的是，了解时代风尚又绝不可机械。因为时代风尚不是截然划断的，要从中知道演变之迹。其次，要熟习每一个画家的面貌和精神。每一画家都是有自己的技巧和自己的作风的，这也就是每一画家都有他自己的面貌和精神。这个面貌和精神，虽则有从粗到精，从不成熟到成熟的不同；但一般的是有一条贯彻终始的线索的。掌握了这条线索，也就可以认识一个画家在发展过程中的差别。这一个发展过程，是随着画家的年龄、生活、学习进程、师友影响与他所处时代的变动而发展的。我们只要努力钻研，对于每一画家不同面貌的真迹，精心细看，虚心体会，便可以掌握他在技巧上作风上的一致性，从而也辨出了他各个时期的各种特点，那么认识便愈加准确。所以多看真迹是非常重要的。多看真迹，便容易辨别伪品；同时，能辨别伪品，也愈能反证真迹的精妙之处究竟何在。为了达到更深刻地认识画家的面貌和精神，对他的家庭环境、师友渊源、平生事业、经过地区，甚至异派的评论，都是应该考知的。以上两点，在以往是不容易办到的。因为历代有名的古画，不是收藏在深宫内院，就是收藏在富家巨室，人民不能有系统地看到历朝名画，所以就无法对时代风尚加以比较。至于对画家的面貌和精神也是这样。偶然有机会看到一二大画家的画，就惊为奇遇，根本谈不到再拿这画家与其他画家来比看。所见既然不多，当然难于熟习每一画家的全貌。现在这两个问题已经不成为问题。从地方到中央，许多机构，正在尽量征集收购，公诸人民。这就为我们对名画的鉴别，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除了这些，还有一点应该注意的，那就是仅知真伪还不能算尽了鉴别的能事。因为一件古画的真伪和优劣，有时是并不一定成正比例的。那就是说真的不一定优，伪的不一定劣。当然一个有名画家所作的画，只要是真的，总应该是好的；但正因为一个画家作品中有早年、中年、晚年之别，再则精心结构与敷衍潦草之作，差别非常之大，因此纵属真画也各有不同。另一面，伪作品也往往有很好的：一种是名家的临本；一种是并非临本，而是原款字被后来牟利之人割去，冒充更早期的作品，例如元明人的好画被割去原款而冒充宋画，比比皆是。北宋米芾曾经名之为“伪好物”。可见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在鉴别上需要细心注意。至于出于骨董商人之手，专为牟利，特意伪造的，自然是伪而劣的多，那是容易辨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