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方白的坚守与文化诉求

一、面对“表现”问题的“表现”：

（一）张方白的“表现”与教学：“表现”性艺术的概念源于西方的“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它强调的是由里向外喷发的一种以主观表现为主的创作方法。“表现主义”与“现实主义”最大的不同是：后者相对注重技法的规范，前者相对注重独立精神的自由表达；后者主张将艺术家的个性和主观精神在现实物象的“再现”中隐藏起来，而前者不仅强调鲜明的个性和主观精神，而且更注重艺术家深层的内心世界与社会的联系。

“表现”性艺术在八五思潮时期曾经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主流，为突破“再现”的现实主义在观念上的束缚有重要的贡献。但是，“八五”后的“表现”或因惰性，或因市场利益的诱惑，忽视了对现实、人生、生存状态的关注而变成了一种样式化了的矫饰。

中央美院四画室毕业，一直热衷于“表现”的张方白针对“表现”存在的问题，在创作上，他推出了 《实在》《男人体》《鹰》《塔》等系列，一方面吸取了现实主义对社会，对现实人的关注，另一方面又抛开了现实主义表面化、矫饰化和迎合、世故的弊端，坚持自己的“表现”画风，同时坚守比原有的现实主义更深刻的对“存在”的本质和人的精神本质的哲学意味的思考；另外，除了在他个人的创作上，在教学上他也同样，一方面尝试着启发学生发挥个性的自由表达，另一方面启发学生表达对现实生活、对生存状态的关注、思考和表现。1994年，张方白受孙建平邀请调入天津美院，协助汲成主持“油画高研班”；1998年，张方白在教学中探索出一套启发反映真实生命体验、重新发现自我的“个性化素描教学”，同年，受文国璋邀请在中央美院讲座；1999年，受葛鹏仁邀请到中央美院“当代艺术高研班”任教；2000年，张方白与刘军举办了《天津美院油画系研修班“今日生活”艺术展》，把学生的兴趣点从纯粹形式语言纠结引向了对“今日生活”社会现实的思考和表达。

（二）张方白的“表现”与策展：在“今日生活”艺术展的前言中张方白说过这样一段话，“纵观东西方当代艺术史的发展，杜尚解处了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波依斯发展了艺术与社会政治的联系，波普艺术拉近了艺术与大众生活的距离。美国艺术家杰夫·昆斯与女友的做爱展示，更逼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英国前卫艺术家以更直截了当的方法表达了个人对真实的感受。” 在今天，人们再纠结于“纯形式”的探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艺术本体的原创造力已从艺术家个人行为转到与社会意识结合这一点上来，中外当代艺术的内在精神更接近于当下人。”（同上）

1999年1月，在天津美院张方白帮助我组织策划了“生存”与“表现”当代艺术观摩展和学术研讨会。参加这次研讨会的嘉宾有：葛鹏仁、汲成、袁宝林、杨霭琪、易英、殷双喜、邹跃进、孟禄丁等，参展的艺术家有：李文珍、孙建平、张方白、邓国源、叶恒贵、李津、李孝萱、阎秉会、张羽、江海、马轲、孔千、景育民等。这个展览及研讨会在1999年第一期《北方美术》上全面报导，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20世纪90年代初，尹吉男策划的“新生代”艺术展影响了后来艺术发展的趋向。第一，“60后”，没有“文革”和“知青”经历的艺术家成了中国新潮美术的主流；第二，对现实经验的直接反应，对社会转型期人的生存状态的直接表达成为艺术家最热衷的主题；第三，艺术家个人经验的表述，个人价值判断的价值得到了充分地显现；第四，现实主义精神与表现主义同时并进，并且形成了互促的局面。

“生存”与“表现”这个活动实际上正是对当时中国“现实主义精神与表现主义同时并进，”并形成“互促”的现状的学术探讨。

“生存”与“表现”这个由我策划，但由张方白为我命名的“学术话题”在当时不仅仅触及到了艺术本体，也触及到了文化问题；不仅仅触及到了现当代艺术，也触及到了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型的问题；不仅仅是天津美术界的重要话题，也是全国美术界的重要话题。

现在回想起“生存”与“表现”这个学术活动，除了我由衷地感到对方白的敬佩之情以外，还使我感到“表现”对于张方白来说，不仅仅是他的画、是他的教学，也是他的智慧、他的责任，更是他的文化诉求、文化理想和他生命的全部。

二、“表现”与“笔法”

（一）“表现”上的独特追求：2004年7月16日，由孙建平策划、贾方舟主持的《临界兼容·邀请展》在北京国际艺苑美术馆举行。这个展览展示了人们熟悉的艺术家不熟悉的另一面，有：张世范、袁运生、孙建平、王怀庆、洪凌、张方白、祁海平、邓国源、周世麟的水墨画；有，李津、李孝萱、雷子人的油画；还有，尚扬、王琨、祁海平的书法。表面来看，这个展览好像是几个艺术家凑在一起的“客串”，实际上这是艺术家非常用心而又非常有意义的语言尝试、实验和拓展。他们的探索除了有对不同材料语言本身之间的尝试和借用价值之外，还有对材料语言背后非常厚重的精神和文化系统的吸纳和追溯。展览中，有相对追求水墨意趣并注重“笔墨”、“造型”、“黑白”表现的油画家；有相对追求油画意趣并注重“笔触”、“明暗”、“色彩”（以上这几个概念加上引号表明它们在展览中的特殊意义和特殊内涵，而不是传统的一般的常用的概念）表现的水墨画家。参展的艺术家通过不同材料的“语言”尝试丰富了其主打语言的样式，如擅长油画的画家通过水墨画的实践和对水墨语言方式的借鉴丰富了他油画语言的表现力；擅长水墨画的画家通过油画的实践和对油画语言方式的借鉴丰富了他水墨画语言的表现力；而张方白和尚扬却是不同于前者的“另类”，他们相对注重的是“笔法”，为的是研究和探讨如何打通油画与水墨、中国的笔法与油画笔触的界限。从尚扬的书法“在野”和张方白的水墨《无题》来看，他们同样注重的是“笔法”，只不过尚扬相对侧重的是“笔法”的新颖图式，而张方白相对侧重的是“笔法”的中国精神。

（二）“笔法”与文化文脉：

从当时张方白的参展作品《无题》来看，表面画的是两个边走边射击，好像是阿拉伯民族的女兵形象，实际上这幅画的重点不在形象，而在“一戳一扭”、“点点戳戳”、干涩、苍润、凝重、黑白相间、虚实相生的“笔法”上。这种“笔法”不仅在《无题》中有非常突出的表现，在他的《鹰》、《人体》、《塔》不同系列中都有明显的表现。在方白的画中“笔法”即是他有意而又随意自然的画法，他的极富表现力的麻棕材料的尝试运用，不仅是他“一戳一扭”、“点点戳戳”“笔法”的呼应，也是他打通水墨“笔法”与油画“笔触”，使水墨与油画不同材料语言之间畅通无阻、自由转换的成功表现；然而，更重要的是他打通了他的油画“笔法”与水墨笔墨、与水墨气韵的气脉，从而进一步与中国的阴阳辩证哲学思维，与中国的文化血脉相贯通。

“笔法”与“笔触”是完全不同的语言系统，也是完全不同的文化系统。“笔法”既可以刚硬挺拔，“一戳一扭”，又可以细密纤柔，反映艺术家独特而又不同的表情和气质；既可以“气脉相连，隔行不断”（张彦远语）使不同的类、不同的物“一脉相承”，又可以极尽物象塑造之能事，堪与油画媲美。荆浩在他的《笔法记》中提到：“度物象而取其真”，“真者，气质俱盛”，“气者，心随笔运”，“韵者，隐迹立形，备遗俗”。中国画的“真”是不同于油画的真，不注重表象的真。所谓“真”是指“气质”的真。“气”即气象，“质”即本质。气与质，如气与韵；前者（气）为阳，后者（质、韵）为阴；前者动，后者静；前者显，后者隐；中国文化更强调前者，即“气”的虚静空明的精神状态和未被世俗污染的心性特征，而后者“质”强调的是这种“精神状态”、“心性”特征的修养和精神支撑。只有排除感官“笔触”的干扰，进入心性自觉、自然生发的“笔法”的层面，才能达到自然天性与道法自然的 “天人合一”的境界，艺术生命的内在活力才会自然而然地迸发出来。这是“神闲意定”，思而不竭（郭若虚语），使人全身心自然而又源源不断地感受物象生命气息的表达，也是中国文化特有的“笔法”、“气质”、“气韵”、阴阳哲学的生命表达。

三、“题材”与文化主题

（一）与“时尚”的反差：在过去的150年里，中国人由于过分地缺乏自信，在文化上总也摆脱不了先看一看人家是怎么做的，然后再引进、“拿来”和效仿。20世纪初，康有为、蔡元培看到了西方的先进和中国的落后，极力主张引进西方的文化艺术，徐悲鸿、蒋兆和以毕生经历倡导“拿来”西方的“写实主义”。八五思潮期间的前卫艺术家，又以“拿来”的“表现主义”取代了“拿来”的“现实主义”。虽然今天的“写实主义”、“表现主义”已被“多元”风行的“轻浮”、“调侃”、 “游戏”之风所取代，实际上，这种“多元”的背后仍是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拿来”和效仿，这种“多元”不但不能掩盖由来已久的民族自卑，而且也并不有助于真正多元、多极而有价值的民族文化自立。

面对已经风格化了的“表现”性艺术和各种“拿来”的“多元”，

张方白于1987至1991年创作了《实在》系列，表现了他对人的本质、生存的本质和世界本质“存在”的思考和追问。坚实的造型、单纯的语言、非描述性的图式、与现实的疏离、哲学意味的超越，与当时流行的商业化、矫饰化、样式化和各种“拿来”样式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二）面对“时尚”的主题：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随着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艺术品市场渐渐走向了“火爆”。这种“火爆”虽然给艺术家的创作和再创作带来了良好的艺术创作生态；同时，也为那些不为艺术，只为牟利的投机者创造了“良好”的机遇；最糟糕的是，一些不思进取、唯利是图、名利双收的“名人”，以及追捧这些“名人”的市场的误导和对这种“市场”的迎合，还有这种“迎合作品”背后的唯利是图、见利忘义以及精神萎靡、意志疲软已成为一种“时尚”。面对这种“时尚”张方白又拿出了《鹰》、《男人体》和《塔》系列。

《鹰》、《男人体》和《塔》系列一方面表达了艺术家对中国当代文化背后精神萎靡、意志疲软的极度失落、痛心和悲凉之情，另一方面表达了他对雄性力量、男性意志、英雄主义精神的向往和崇尚。

从《实在》系列，到《男人体》到《鹰》到《塔》系列，有一个一脉相承的东西，就是一种不想被事物表面的种种无聊的繁缛琐节所困扰的——自由独立精神、自我精神“存在”的坚守。这种“坚守”是他的创作相对稳定的文化主题，是他的艺术之本、生存之本，也是他的生命之本。从张方白面对“表现”问题的“表现”，“表现”与“笔法”，“题材”与文化主题来看，张方白不仅为打通中西方艺术深层的精神融合提供了非常有益的成功案例，也反映了他面对时代文化症结的文化责任、文化理想和文化诉求。张方白所走的路不仅是他自己的艺术发展之路，也关联着中国当代艺术发展之路和中国当代艺术精神独立之路。

2013年9月于天津